下面，我用一些时间来说一说我的老朋友元稹当年的悲剧。一切不得不从当年的政治局面说起。
元和十五年到长庆四年间的政治格局变化万端，各种政治力量此消彼长，目的都只有一个，利用新旧皇帝更替的机会，角逐政治上的更高权利。准则就只有一个，打击所有可能阻碍自己政治前途的人，培植所有能够为自己所利用的力量。
大体有以下三个代表：
第一就是裴度为首的一股力量。其成员有韩愈等人。裴度是元和中兴的名臣，正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朝廷才取得了淮西作战的全面胜利。而且他为人耿直，敢做敢为，在朝廷中的影响力不是一般人所可以比拟。所以为其他力量所忌恨在所难免。
第二是元稹、李绅和李德裕等人为首的另一股政治力量。外间传闻说元稹依靠宦官的关系而登上权利的顶峰[1]，所以深为朝中所谓的清流所鄙视。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元和十五年五月，他被任命为祠部郎中、知制诰，和同事们一起在办公室的廊檐下吃西瓜，恰巧有苍蝇飞来，落在西瓜上，时任中书舍人的武儒衡用扇子一边驱赶一边说：是从何来，遽集于此！在座的人大惊失色。而武儒衡却神态自若。而当元稹后来登上相位，朝野无不轻笑之。也就是说大多数人都用轻笑来表示对他的蔑视和不认可。
第三是李逢吉为代表的力量。成员有令狐楚、李宗闵、牛僧孺、萧俛以及杨氏兄弟。李逢吉和李宗闵同样是投靠宦官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朝廷中广泛地拉帮结派，打击异己。
长庆元年十月，朝廷任命裴度主持讨伐王廷凑叛乱。虽然说裴、元二人之间实际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利益冲突，但是，据我推测，裴度的地位和声望不能不给新进的元稹一种心理上的威胁，所以他处处制约裴度。元稹害怕裴度再立大功，重新被起用主持朝政，于是伙同魏弘简从中加以阻挠，深为裴度所痛恨。所以，裴度连续参了他三本，说元稹如何的狡诈，这样的奸臣在朝廷中的危害远远大于个把军阀的为非作歹。长庆二年二月，元稹任宰相，大约出于私怨，也用讨伐王廷凑一事做文章，将了裴度一军，轰轰烈烈的讨伐最终以朝廷让步诏安而结束，从此两人的矛盾更深。
他们二人的矛盾被一个人看在眼中并加以利用，这个人就是李逢吉。李逢吉为人奸诈狡猾，善于利用各种矛盾打击自己的对手。他比元稹大二十一岁，贞元十年三十七岁中进士。长庆元年的时候，他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狐狸了。丰富的阅历和狡诈的性格再加上沉稳的心计，所以，他使用起手腕来，得心应手，一路顺风。此人做过穆宗的老师，又通过宦官的力量长庆二年三月，回到朝廷出任兵部尚书。他和令狐楚关系极好，而元稹偏偏在元和十五年起草令狐楚再贬衡州刺史制书的时候，有几句话说得非常不好听，很叫令狐楚怀恨在心。所以，李逢吉一方面可能不安于元稹最近备受穆宗宠信给自己所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可能也有为令狐楚报仇的心态来打击元稹。再者在讨伐淮西的时候，他因为怕裴度成功而千方百计地阻挠，结果被出任为东川节度使，就此已经和裴度结下了怨恨。此时的李逢吉，在仇视元稹的同时，又害怕德高望重的裴度讨伐成功回到朝廷，对自己构成绝对的威胁。所以，他朝思暮想想要去除裴度和元稹对自己政治上的威胁。对他而言，此时元裴二人的矛盾简直是雪中送炭。他于是就利用二人的矛盾，叫人散布流言，说元稹打算派人刺杀裴度，最终让他们两败俱伤。
还有一件事情，元稹也得罪了很多人。就是前面我说过的科举风波。本来这件事情和元稹没有一点关系，完全可以不必要发言。牵涉其中的钱徽都三缄其口，你元稹又算什么角色呢？但是元稹政治上的不成熟又一次害了他。
作为一个年轻才子，元稹有理由看不起那些作弊者，可是作为代替皇帝书写制词的官员，应该在言辞上有所慎重。元稹这篇天下哗然的制词说：“进则谀言谄笑以相求，退则群居州处以相议。留中不出之请，盖发其阴私；公论不容之诛，是生于朋党。擢一官，则曰恩皆自我，黜一职，则曰事出他门。比周之迹已彰，尚矜介特；由径之踪尽露，自谓贞方。居省寺者不以勤恪莅位，而曰务从简易；提纲纪者不以准绳检下，而曰密奏风闻”[2]。他在文章中说暴露当时科考的弊病，多少总带有一些为自己的才华和能力而自负的味道，他在文章中提出封建朝廷最害怕的朋党，不正是为了表明自己不结朋党？此文一出，朝野哗然，朋比之徒，如挞于市，都对元稹侧目而视。和钱徽相比较，元稹在政治上是绝对的不成熟。钱徽虽然被贬谪，但是却会用小伎俩来维护人心，获得一些所谓忠厚长者的赞美。而元稹在一件本来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件中得罪了这么多同僚，所以，他在后来的处境和结局可想而知了。
我了解元稹，别人说他交接宦官，我就不相信。元稹作为一个中下层出身的读书人，初入仕途就遭遇重重恶势力的迫害，从元和五年三十二岁被贬谪江陵，十年的蹉跎岁月，已经将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的刚正消磨殆尽。在这十年中间，没有一个执政者想到要提拔这个曾经敢做敢为的青年，反而是一个宦官在他最艰苦的岁月中给与了赞许，并把这份赞许传达给皇帝本人，这大约就是朝野对于元稹升迁给与嘲笑的主要原因。因为赏识元稹的不是什么达官显贵，却是一个宦官。其实，宦官中间未必就全是十恶不赦的坏蛋，所谓的士大夫也未必全是正直不阿的君子。五十二岁的武儒衡依靠正直敢言天下皆知，但是他根本就没有站在这个比自己小十岁的同僚的角度去考虑一次。更何况，四十二岁的元稹只不过是被皇帝提拔到权利的中央。十年以来，他当年的同僚和后辈大多已经官高爵显，有的甚至荣登卿相，他们所走过的道路是否一定清白？所以，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不管元稹如何发迹，朝野的耻笑是完全没有理由的。假如当年赏识元稹的不是宦官，而是朝中名流，是否就可以因此而被天下之人奉为楷模？
所谓的派人刺杀裴度一事，经过确认，查无实据。只是元稹求进心切，总想要从裴度的军功之中分一杯羹从而在皇帝面前表现自己。这也暴露出他性格中的浮躁，以及私心太重，以至于身处宰相高位而做出一些不该做的行为。虽然他在后来给皇帝的《同州刺史谢官表》中辩解说自己是为了帮助皇帝分忧，而派人使用离间之计，以希望取得讨伐工作的更快成功。但是，这些辩解根本没有说服力度。要知道，主持讨伐工作的是裴度。作为一个宰相，本职工作就应该协调各种力量给与支持并没有错，可是，你只能充当建议的角色，而不能去唱主角。而且你的建议并没有说给主持工作的人听，甚至皇帝也不知道，就自己贸然采取措施，除了说是私心太重，授人以柄，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呢？
[1]见《旧唐书》卷一六六《元稹传》。元稹究竟是否有交结宦官的行为，目前有所争论。可以参考周相录《元稹年谱详编》元和十五年至长庆二年条以及附录《元稹与宦官关系之考辨》。在的确有力的史料出现之前，我们在此仍然尊重已有史料，认定他有过交结宦官之行为。
[2]《旧唐书》卷一六八《钱徽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