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我的设想能不能实现，但我觉得这会是一次很好的实验，相对于城市来说，农村想要实现民主，这条路更艰难，但若是能成功，那对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来说，就会是一个质的飞跃。
高坡村试点农村合作社的事，我会一直关注，但也仅仅只是如此，人力有时而穷，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们能做的就是一步一步地往前拱，终有一天，兵王相见，才是一切的结束。
“红旗，香港的经济形势一片大好，你还在忧虑什么？”
马莲娜对于我的忧虑很不解，不知道我在忧虑什么。
“阿莲，你对于反革命这个罪名怎么看？”
这个时候，全国上下正是清算反革命分子的高|潮时期，或者说，是我们党秋后算账的时期。按常理来说，这也没什么错，但是，你不依照法律，弄出一个反革命的罪名，这就有点太不严肃了。
什么叫反革命？
这完全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很容易扩大化，而且这会造成一个灰色地带，到时候只要任何人有反对意见，就可以往上面套。
我们这个国家几千年来，讲究什么中庸之道，其实最是胡扯！
法律是什么？
法律最要不得就是模糊！
如果人为可以控制法律的上下限，那这还算什么法律？
我担忧的不是反革命罪名会带来多大的后遗症，而是我们党如果从一开始就不能有一个明确的原则，告诉人民法律才是一切的保障的话，那对于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就是一个大伤害。
我们不能因为他是一个坏蛋，就随意地给他按一个罪名，杀了他，这样不行。今天是一个坏蛋，那明天要是一个被冤枉的好人呢？
说白了，就是标准。
我们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对待每一个人，不管他是坏蛋还是好人，都要一视同仁。
人治对于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来说，其实是最大的危害，人治带来的一个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是以客观事实为转移。
人走茶凉，人亡政息，一朝天子一朝臣，这就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几千年来的毒瘤，现在就是切除这个毒瘤的最好时机。
“反革命罪名？这很好啊，这些人都是坏蛋，死不足惜。”
马莲娜的态度如果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来看，没有一点错，不是就一个坏蛋嘛，杀了就杀了，考虑那么多干嘛。但从国家层面上来看，这个问题就不得不考虑，这叫做程序正义，你必须按程序办事，不能嘴上随便一说，就执行了。如果这样的话，那还要法律干什么？
“阿莲，做任何事都要符合客观规律，经济发展是如此，政治发展更是如此。如果我们不按客观规律来办事，那必然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我们完善社会制度，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杜绝像苏联人那样出现一个钢铁大帝。”
“一个人即使是神，也不是万能的，总有自己欠缺的地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靠制度来解决。”
“阿莲，说实话，如果我们党能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一个融入世界的态度，一个谦虚谨慎的态度，我根本不担心我们的经济发展问题。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对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来说，简直就是一个黄金时代。”
“我们有充足的劳动力，我们有广阔的市场，我们有各种原材料，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仅仅只靠我们自身，我们就能成长为一个巨大的经济体。”
“有需求，有消费，有市场，有资金，有技术，这简直就是完美的一个经济体。我们有什么理由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前途感到沮丧呢？除非是人祸！”
“所以，我们现在最应该要做的就是制度完善，防止人祸的出现。”
“古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灾是我们不能阻止的，但我们可以阻止人祸。”
“一个好的政治制度，不会因为人员的轮换，而产生巨大的震荡。苏联人的政治模式最是要不得，如果钢铁大帝一旦倒下，整个苏联会发生什么？”
“混乱，只有混乱！”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想要发展，最大的要素就是稳定，尤其是政治稳定，要朝着一个目标，不断地前进，这才是发展最需要的因素。”
马莲娜对于我的言论，若有所思，缓缓道。
“红旗，你是说我们要想西方国家那样，搞三权分立？”
我摇了摇头，否定道。
“不是三权分立，是司法独立。我们制定法律，不是为了让它成为摆设，或者说，我们不能破坏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
我心里很清楚，一旦有人开启了破坏游戏规则的这个头，那后面的人就会有样学样。苏联就是这样，钢铁大帝靠着强硬的政治手段，打到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对手，一开始，所有人都在欢呼，都在高唱赞歌，但结果呢？
我们要避免走上苏联人的老路，那就得从一开始制定下游戏规则，任何人都不能破坏游戏规则，或者说，不能作弊，不能开外挂。
用未来的话说，如果一个游戏，技术玩家打不过人民币玩家，那这个游戏就没有玩下去的必要了。
同样的，一个制度不靠明面的法律规则来运转，而是靠台面下的潜规则来运转，那这个制度还有玩下去的必要吗？
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或者说，每一个人都不是瞎子，你说一套做一套，可以蒙蔽得了一时，但你能蒙蔽一世？
这绝不可能！
挂羊头卖狗肉这种事，做久了，必然是要露陷的。
我心里其实是忧虑的，如果我们党不是靠各种制度来限制敌人的发展，而是靠暴力手段来消灭敌人的话，那这种状态不可能长久持续。
暴力一时爽快，但制度才是长久之计。
如果没有制度的约束，如果都只是对上级负责，如果眼睛都长在了脑门上，那光是整天嘴上喊着为人民服务，那这算什么？
我们党眼下最要紧的事，就是制定出一套制度，来约束权力，让权力低下头来，看看人民的要求。
1951年，是一个重要的开端，这一年，我们将全国解放，这一年，我们将从战争状态转入和平状态，这一年，也是我们开启新时代的起点。
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种子，到最后能长出什么样的果实来，一切因素都在现在。
在我的想法中，我们的步子要慢一点，再慢一点，我们就像是蹒跚学步的婴儿一般，这个时候需要的不是快，而是稳，每一步都要走得很稳才行，要不然就会跌倒。
中央的步调是越来越快了，这从新闻报纸上就能看出来，一项一项的决定不断地推出，各种要求尽快步入社会主义的声音越来越高涨。工业上，公私合营；农业上，集体农庄；教育上，思想改造，这些动作越来越激烈，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不断滚动的大雪球，越到最后，越无法控制。
历史上，一号首长亲自点燃了这把火，这也让我们直接进入到了苏联模式。
我不知道，如今的一号首长会怎么做？但我知道，一道堤坝，一旦裂开了一条缝，带来的后果就是有无数道缝隙会随后出现。
我知道，在历史上，学习红宝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思想的浪潮开始拍打我们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我们虽然高喊着唯物主义，但做的事情却很不唯物主义。
三十多年前，一群热血青年高喊着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带来了一场中华大地几千年来都从来没有过的思想地震，也铸就了我们这个红色国家的基因。
现在，我们也在高喊着口号，只是这个口号越来越偏离德先生和赛先生了。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此时正站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上，向左，就是个人崇拜，向后，就是后退妥协。
风暴似乎在慢慢形成，一旦风暴来临，带来的会是什么？
是狂欢，是激情，是热血！
一场绚丽的烟花过后，留给我们的会是什么？
我们还要继续走上苏联人的老路吗？我们该何去何从？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脚步慢下来？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句话中国人喊了几千年，是时候来实现这一点了。
如果一号首长选择向前踏出一步，这将会是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飞跃的一步。
我期待着来自中央的声音，我也期待着我们这个新生的红色大国能够踏出他迈向新世界的第一步。
如果我们的理想依旧如三十年前一样坚定，如果我们的热血依旧如三十年一样炽热，如果我们的初心依旧如三十年前一样纯真，那我相信，我们会迈出我们想要的那一步。
我叫新红旗，我此时此刻才算是真正地有些理解了，当初那群热血的青年，为何要喊出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口号？
那是因为他们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