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九年二月七日，武英殿。
“票拟大权拱手授之内廷，厂卫一奉打问之旨，五毒具施，尔复用立枷法，士民槁项毙者不知凡几，又行数十年不施之廷杖，流毒缙绅，岂所以昭君德哉？祖制，宦官不点兵，——内操未罢，聚虎狼于萧墙之内，——不为早除，必贻后患”。
崇祯手上这份疏子，乃是十二年前，许誉卿纠参魏忠贤的，可谓大胆，什么聚虎狼于萧墙之内，什么不为早除，必贻后患，这样太岁动上动土，许誉卿居然没被弄死，可谓奇迹。崇祯心道，许卿在天启年间落职，若不是韩永，许卿在崇祯年间二度落职，朕岂不成了皇兄一般。
他叹了口气，放下许誉卿的疏子，又抽出上月，韩永的疏子，研究起来——
“前者，奉谕，祥陈练兵之法。臣练兵之法取自后世，后世之党军，于百人中置一先生，名党代表，士卒尤如学子，先生每日教导士卒爱国恤民之理，乃士气高涨，战无不胜，党代表之权，甚至高于官佐。然此法亦失之说教，此后，又有诉苦运动之创造，招集士卒聚会，使士卒自倒苦水，战力又为之一增。秀才营军卒皆为流民，人人一肚苦水，然诉苦之法虽利，若士卒自倒苦水，必将苦因归咎于朝廷，故诉苦之法无以行”。
崇祯看到这，心忽地一沉，他闭目深思，一时却找不到刚才心中一沉的原因，他睁眼再读——
“大明支柱，乃是文臣所领之师，如洪承畴，卢相升，史可法，孙传庭，而武人之师，多行不义，横暴不法。然文臣所领之师，仅督师为文臣，总兵以下皆武人。后世党代表之制，乃是由队官至总兵，层层由文士掌军权，方为彻底王师。臣请陛下励天下投笔从戎之风，将官军置于士子投笔之手，天下方可无忧”。
“好！”，崇祯读到这，低低叫了一声，但接下来，却让崇祯不快：“而陛下却将官军置于武夫，太监之手，彼辈多偷生降贼，如杜勋，张起潜辈，此为陛下失国之因”。
“臣练兵之法，核心四字：文人掌军。至于细微之处，如士子之中，亦良莠不齐，臣募生员充实秀才营，生员每月仅领一两五钱银，充任队官，卒长，职品低下，薪饷菲薄，如此方能聚忠义之士，若是以名利诱之，则利禄之徒聚矣。又如，士子一为掌军，二为教化全军，若士子仅掌军，而不教化全军，则百人之中仅士子一人忠孝，此等官军，仅能保大明不亡，而臣所练之军，期许远不止此”。
这是崇祯第七遍观瞧此疏，读到这，他心中再次叹道：朕对卿之期许，是辅朕致太平，而卿对朕的期许，还远不止此。
“臣所练之军，卒长，队官，把总，皆生员，生员助陛下平天下，而后，以地方吏员之职赏功。臣为陛下所谋者，乃是将天下贪墨小吏尽替为忠义生员，其忠义否，由上阵杀贼见，上阵杀贼后，以吏员之位赏功。天下吏治大坏，小吏为祸不浅，若能以生员替彼辈，则天下大治，而国家又可以吏员之位养士，一举两得。国家养士二百余年，养的多是进士，举人，为数廖廖，十倍进士举人之生员，多贫困穷愁，国家若能以吏员之位养天下十万生员，方可谓真养士”。
读到这，崇祯再次陷入深思，下面内容尚多，片刻后，他回复回复了情绪，不再往下看，而是研究起了上面的标点符号。
“皇爷，好事，煌敦那路人回来了”，王德化忽地进来，嘴里呼道。
崇祯立即站了起来，“如何？”
半个时辰后，承天门外，三辆马车停在金水桥边，王德化疾疾由桥上跑来，“快，快将车赶进宫”，领头的一辆马车刚刚转向金水桥，王德化怒道：“村杭杭，那也是你走得的？”
此时的金水桥上，并列着七孔石桥，正中间是皇上走的，两边是公卿走的，再两边，是四品以上走的，最边缘的两孔桥才是四品以下及无品级人员走的。适才马车往王公桥上赶，那是公卿才走得的，王德化一指，马车方驶往最外侧的公生桥。
半个时辰后，一队宫女太监，往崇文殿里走，每人都捧着一撂书卷，敦煌书卷，多是宋代以前的，宋代以前，没有装订成册的书，只有卷成卷的纸筒。武英殿内，王德化禀道：“路上极不太平，一路战马驮来，到了山西才改车载，只敢先驮两千卷来，据说那窟子里有四万经卷，东晋至北宋，多是释家经卷，俗家书卷仅两千卷”。
此时御案上已堆满了经卷，崇祯不耐烦地冲王德化挥了挥手，王德化连忙闭口。此时崇祯手里的一卷，叫《云谣杂曲子》，是敦煌不多的俗家书卷之一，上面多是词作，很少诗作。崇祯飞快地浏览着这卷纸，书卷在他手里越拉越长，突然，他看到——
“天上月，遥望似一团银，夜阑更深风渐紧，与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
崇祯放下书卷，长长叹了口气。
半个月后，崇祯九年，二月二十一日，太湖边，韩永的水榭，几个重量级人物正坐在其中。
张溥道：“济明，这是皇上赏赐之物，学生焉敢掠美”。
韩永眯眼不屑道：“庸劣之作，正宜文人附庸风雅，我要它做什么”。
“济明，你——”
周延儒摇头微笑，手中展开一卷晚唐词作，只见上面道：岂知红脸，泪滴如珠，枉把金钗卜，卦卦皆虚，梦魂天涯无暂歇——
格律难受，内容奇怪，他摇了摇头，又看下面一首：东郊有女，相料实难过，罗衣掩袂，行步逶迤——
周延儒又是摇头，道：“寻常文字罢了，只是古旧难寻，学生有只青花缸，正宜点缀此物。若天如兄一卷不取，便都赠与学生罢”。
张溥冲周延儒一拱手：“但凭周大人捡取”。说罢，问韩永：“莫高窟经卷，于后世何时，得重见天日？”
“约在学生之前百年，距今二百余年，那时伪清朝廷无力，经卷多被西夷人取走。其后百年，西夷人声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海外”。
“可惜”，张溥道。
“有甚可惜，多是些佛经，便有文学之作，周大人适才几息间，已是两摇其头，可见一斑，以学生观之，敦煌学，红学，国学，在后世并称三伪学。又者，西夷人取走经卷，善加保存，祥加研究，不比放在华夏毁于兵火好些？却说人家是强盗，又说这些和尚胡沁的经卷是国宝。这些故纸堆最大的价值，是证明我韩济明确是自后世来，其它狗屁不是”。
闻言，张周二人摇头叹气，此人诋毁释家经卷又算得了什么？整个一杀佛灭祖的人物。
周延儒不欲再谈这个话题，道：“先生的汽船，学生几时方得一观？”
韩永笑道：“湖上时常结冰，待开春吧，月前，学生制得区区一物，二位可有兴一观？”
二人闻言，顿时来了兴致，韩永说的区区一物，必是空前之物。
片刻后，三人来到军器局一处新盖的工棚，工棚上书：试制棚。乃是张国维笔迹。
还没看到韩永制了什么物，张溥便叹道：“先生深谙后世良法，今古所不及”。
“也莫高看后世，后世的蠢猪比今世还多些，后世的所谓良法，多是在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