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本节可能没什么意思，主要以资料为主。（）还望诸位看官看在兄弟我查这些资料不易的份上，不喜勿喷。
1944年6月初，由《新民报》、《泰晤士报》、《纽约时报》、《时代》等多家报社组成的中外记者团突破重重封锁来到延安。记者团在访问等几位领导的同时，还访问了延安的各个机关单位、学校、市场和附近的乡村。这里的一切都深深吸引着这些客人。数天后有一部分记者离开延安，东渡黄河去往前方的抗日根据地。
而此时，一架飞机正从美国飞往重庆，飞机上的是现任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一行。他此行的目前是受罗斯福之托与那位蒋委员长商量、甚至可以说是迫使他同意向延安派驻美军观察组的事宜。
其实早在去年六月，美国驻华使馆秘书、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之一戴维斯就向华盛顿递交了一位长达十页的书面报告。较为详尽地分析蒋与延安之间存在的分歧与斗争及美苏卷入这一斗争的危险性。最后戴维斯在报告中报出了美国与延安方面直接进行接触的大胆建议，并主张向解放区派驻美军观察员。（）虽说当时罗斯福并没有采纳戴维斯的建议，但他的这份报告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年盟军在东、西方各主要战场相继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为早日打败日军，史迪威于九月提出了装备和使用军队的建议，这自然是蒋委员长坚决不能同意的。相反蒋为了得到更多的外援，不止一次地以退出对日作战来要挟罗斯福。这让罗斯福深感不快，也对蒋这种抗日的态度颇为不满。
今年一月，戴维斯再次向白宫建议向解放区派驻观察员的报告。这次罗斯福同意了，莘在报告上作了指示，要求美国陆军和海军部制定出相关方案，并准备采取行动。
二月，史迪威把蒋用50万军队围堵八路军一事向参谋长马歇尔作了报告，并指出这一做法对抗战极为有害。罗斯福知道此事后对更感忧虑。九日，罗斯福致电蒋委员长，正式提出派遣美事代表团到解放区的要求。蒋自然不会同意。一个月后，罗斯福再次致电蒋，说美战区司令部正准备短期内派出使团赴解放区进行考察。在罗斯福的压力下，蒋于四月回电，原则上同意，但在具体实施时，又以各种理由拖延。
也就在这个时候，日军动了豫湘桂战役，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丢掉了几十座城市，而且还在不断后撤。（）美国担心，中国正面战场的危机会影响美国在太平洋战场的胜利，影响盟军以中国大陆为基地反攻日本，影响美国以最小代价打败日本法西斯的战略目标。于是，才有了华莱士一行的重庆这行。
6月20日，华莱士一行四人到达重庆，华莱士很快就与蒋委员长开始会谈，他转述了罗斯福对待国共关系的基本立场，那就是是和解。而蒋却向他展开了一通冗长的埋怨，说中国因为有了他们而遭到极大灾害，由于双方的严重分歧，会谈陷入了僵局。
此次访华，给华莱士留下了糟糕的印象，他在给罗斯福的电报中说：“我们对蒋的支持恐怕是一项短期投资，他实在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智慧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袖大概将会通过政治变革或革命的方式产生出来。”同年11月，罗斯福称：“重庆政府尚在17世纪，要出面担当20世纪的任务，必定力不能继。”
5天后，华莱士启程返回美国，虽然他此行没有促使蒋采取有效措施改善两党之间的关系，但他在谈判桌旁与蒋苦斗三天，终于以美国驻重庆的b－29远程轰炸机队需要根据地情报为借口，迫使蒋答应美方向延安派遣观察组的要求。（）
6月28日，收到延安驻重庆代表林伯渠、董必武来电：美事人员赴延安一事已确定。看完电报后很兴奋，当即回电表示热烈欢迎。之后，一众领导人齐聚主席的窑洞，商量接待美军观察组一事。第二天，主持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就美军观察组来延安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会议决定：对美国观察团表明，我党需要合作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在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
为确保美军飞机安全降落。还请来懂航空知识的同志商讨降落的安全问题，并派部队对现有机场进行了修整和加宽。随后又亲自草拟电报，详细说明的机场的情况包括跑道长、宽、走向，降落方向，雨季飞机不能重以及各种标志等，给林伯渠董必武。
另一方面，美国中缅印战区怀念部也开始了各种准备工作。经过挑选，最后确定了一份18人的名单，他们中多数都有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经历，有步兵、航空兵、信号兵和军医等。分属美陆海空及情报局各系统。
观察组被赋予的使命是：我军获取的日军作战情报，了解我军的作战情况和物资装备供应情况。（）考察华北地区的气象、经济等情况。协助延安和几个主要的敌后根据地建气象站，为陈纳德的美军航空队提供了可靠的气象情报。协调八路军和新四军对迫降在敌占区的美军飞行员进行积极救援。评估我党对抗战所能作出的贡献，探索与我党进行军事合作的可能性等。
7月20日，被美方戏称为“迪克西使团”的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九个人，启程飞赴延安，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包瑞德上校是这支观察组的第一任组长。22日中午时分，飞机抵达延安上空。虽然机场经过了修整，但依然还是十分简陋，又没有导航设备，虽有人在地面上挥动旗子以示信号，并指明了飞机要着陆的地方，但观察组成员乘坐的飞机着陆时还是出现了问题，不过好在有惊无险，没有人员伤亡。
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叶参谋长、贺老总等人代表到机场迎接观察组的到来，随后用卡车把众人接到延安南关的窑洞招待所。随后，朱总司令请众人吃了一顿慧的午餐，饭前，总司令作了一个谦和的演讲以欢迎他们的到来。午饭后，周副主席与包瑞德、谢伟思作了次简单的交谈，主要是了解美军观察组的工作安排情况，并转达了对美军观察组成员的慰问。包瑞德把他们将要进行的有关工作向周恩来作了简要介绍。
当天晚上，出席了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为美军观察组举行的晚宴，以示对美国客人的欢迎。席间，风趣地对客人们说：“你看你们是多么重要!为了让你们到来，连美国副总统也不得不亲自到重庆去见蒋委员长做说服工作。”
尽管去年包瑞德、谢伟思等人已经从白修德那里或多或少的了解到了一些延安的情况，但随后几天的走访，还是让他们觉得耳目一新。
据后来他在报告中描述：“我们一行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我们似乎来到了另一个国家，见到了不同的人民。精神面貌和气氛是如此之不同。一位生长在中国的军官说：‘我觉得需要好好地感受一下此地真正的中国气息。’许多方面都显示出了另一种气氛。在他们的谈话和行动中看不到装腔作势和繁文缛节。无论官员和平民在对待我们抑或中国人自己，彼此相待时均开诚布公、直截了当和友善。他们平易近人，没有人在他们面前奴颜婢膝。在重庆经常看见的动辄岗哨林立、如临大敌的紧张局面在此一概不见。这里充满信心。战争是近旁和切实的存在。没有失败主义，而只有信心。没有对战争的厌倦情绪。”
几天后，许多人干脆换下了身上的美军制服，穿上了当地土布裁制的八路军军装，并且合影留念。
而且美军观察员们还现他们并不是这里唯一白人，除了美国人马海德大夫外，还有美国人李敦白；英国人林迈可；德国人汉斯·米勒；奥地利人傅莱原名泰因·理查德。当然，这里也有苏联人，不过不像重庆和美国国内某些人宣扬的“延安只是苏联的‘附庸、代理人、傀儡’”那样，延安只有三个苏联人。有一个是外科大夫，虽然当过兵但早在两年前就离职了，整天忙着在医院做手术。另外两个是记者，萨沙和安德烈，而这两个人连中国话都说不好。
更令他们感到惊讶的是在这里看见了许多的日本八路。虽然在美队里也有日裔士兵，但那些多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在那些日裔美军心里已经把自己当成了真正的美国人。而这些日本八路不一样，他们大多是前线被俘的日本兵，现在隶属于由反战同盟改组的“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联盟中的许多成员已经被派往前线根据地，主要负责敌方日军进行反战宣传。
经过一段时间的初步了解和准备后，美军观察组即分头开展工作。军事方面的工作由包瑞德负责。延安方面为他们开展工作提供了种种方便。
为使美军观察组成员尽可能地了解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中央专门组织安排了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政府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向他们全面介绍我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及敌后战场的作战情况。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等则经常不拘形式地同美军观察组成员进行会见和交谈，尽可能地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包瑞德曾在其所写的报告中指出：“延安当局给予了观察组最热心的合作,毫不犹豫地向我们提供任何方便，在他们控制的任何地区与我们合作，对美国人的旅行未加任何限制。”
(紫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