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克里斯蒂安叔叔，此时此刻，我实在无法形容自己的心情。在这个肮脏沉闷、空气污浊的鞑靼港，我感觉自己快要窒息了。这里充满了好战的恶魔以及愚昧的异教徒，主的光辉在这里被极大地遮蔽了，这令我无时无刻不想逃离这个束缚我灵魂自由的地方，但我担负的职责不允许我这么做。”东方港国宾馆内，来自利马的劳尔布拉沃男爵同样正坐在书桌前，愁眉苦脸地写着一封信。
“关于您上次向我询问的有关王国与东岸人在乌拉圭河以东地区展开的殖民竞争，在整理并搜集了一段时间的资料后，我想我现在可以对您的疑问进行一个正面回答。也许事实总是会让人伤自尊，但我内心的诚实品格以及上帝的光辉使我拒绝撒谎，在此我得郑重向您回答：我们在这种殖民竞争中输了，而且输得很彻底！”
“从泛泛而谈的角度来讲，是我们自己的不重视或者说懈怠导致我们彻底失去了对乌拉圭河以东地区局势的控制。自从1634年我们在乌拉圭河以东地区建立第一个军事哨所以来，这十二年间，从来没有任何来自亚松森的官员访问过湖西丘陵地区，而且也只有仅仅一位来自亚松森的官员曾经短暂访问过东岸草原地区——如果将打猎也看做是一种另类的‘访问’活动的话。我们王国的地理学家与探险家也从来没有试图对这片广袤富饶的土地进行实地勘察，如今拉普拉塔当局很多关于这些地区的资料完全就是转抄的东岸人发表在一份名为《国家地理》杂志上的一些短暂的、残缺不全的游记，这实在是太荒谬了！”
“利马的总督府直到1639年才有一位学者对乌拉圭以东地区的情况有过一番粗浅的描述。但是这位从未去过东岸地区旅行的学者却轻描淡写地将那里描述成一片无甚价值的蛮荒之地，他曾经描述道：‘殖民整个东岸地区不仅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相反还会带来大量不利的后果，这是一个泥潭。’；‘东岸地区是一片贫瘠的土地，那里除了荒草和稀疏的森林外一无所有，没有皮毛、没有矿产、也没有奴隶，这里不可能成为某些人臆想中的粮仓。特别是在我们的拉普拉塔殖民地还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资助其渡过前期开发阶段的时候。’；‘殖民东岸地区，不仅会妨害我们与华夏东岸共和国的关系，同时也会妨害我们与葡萄牙人的关系，因为葡萄牙人也对这片土地的所有权充满了兴趣。这在我们深陷欧洲战争的时候是很不利的。是我们急需避免的事情。”
“这样的观点是武断、草率和盲目的，因为最新的证据表明东岸地区的富饶程度可能会让许多低估其价值的人大吃一惊。就在昨天的时候，有一艘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前来鞑靼港的快船，船长给我递交了一封来自拉普拉塔将军府的信件，他们告诉我在内格罗河的支流——塔夸伦博河以东地区可能存在一座规模不小的金矿。信中他们用夸张的言辞与大胆的臆测认为那里的金矿可以媲美新西班牙地区的很多金银矿，虽然我对此持保留意见，但毫无疑问这里的潜力很大，每年很可能能够为王国带来价值一百六十万比索的黄金收益，也许还能有一些额外的白银收入，那样收益也许将突破两百万比索。这足以让王国重新武装一支四万多人的军队并维持其作战一年了。收益是如此巨大，那些看走眼的所谓学者们还有什么话说？”
“我们只要设想一下，在南尼德兰、波西米亚、米兰、两西西里、加泰罗尼亚或者鲁西永地区多出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规模达到四五万人的西班牙军队，这将极大地改变我们在各个战场上所面临的局势。我们的敌人将措手不及，我们的盟友将欢欣鼓舞。我们很可能就将赢得战争的胜利。”劳尔布拉沃男爵用狂热的难自已。在稍稍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绪后，他将信贴身收好，然后穿上了外衣。做完这一切后，他似乎又变成了那个自负、暴躁的纨绔贵族，他很快就会带着仆人前往码头，那里有一艘来自西班牙的商船，船长是他的旧识。他想让船长帮他把这封信带回西班牙本土，交给他的叔叔——西印度院的书记官克里斯蒂安，希望这有助于改善拉普拉塔的处境，同时也希望王国要对这场看起来越来越难以避免的战争做好一切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