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当时人们的眼光来看，蒋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财主”。
俗话说“穷文富武”，尤其是战乱年间，开馆教武是最赚钱的行当，蒋家祖上数代开设武馆，从清道光年间一直延续到蒋文父亲这一代，积累了无数家产，其中一小部分被用来购买土地，大部分都被藏了起来，说蒋文富可敌国或许有些夸张，小城第一有钱人却实致名归。
也正因为这样，蒋文的姑姑和族长才会窥视蒋文的家产，并合谋将蒋文一家驱赶出宗族。
蒋文载誉回乡之后，财物和土地被新族长一分不少地还了回来，但他却一文不花，默默无闻地耕种着那些土地。
不过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这么多土地不可能都顾上，于是他将其中大部分出租给了一部分农民耕种，当上了“地主”。
每年，蒋文象征性地收取一点佃租，一般就是十抽其一，一些困难户甚至一文不收，这也让蒋文的声望在当地无比高涨。
（佃租和农业税不同，农业税是自己有田，十抽一二，有的地区甚至十抽其三，而佃租因为土地是地主的，往往抽成非常高，十抽三四属于正常现象，某些地主心狠甚至还有十抽五六的，蒋文十抽其一几乎相当于白送。）
正因为这样，蒋文多次被农民推荐为都保正，在质朴的农民看来，都保正是他们经常能接触到的最高级别的“大官”，只有这样才能表达他们内心的感激之情。
（民国时期每十户为一保，设保长；每五十户为一大保，设大保长；每五百户为都保，设都保正。那时候家庭人口比较多，平均一户五口人，五百户大约两千五百人，所以都保正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乡长。）
恰好此时薛岳也在想方设法拉拢蒋文，他也害怕蒋文再叛投到gcd那边去，于是借用“民意难违”的名义，强行将都保正这个职位加于薛岳身上。
蒋文迫于无奈只能接受，不过自始至终都没有利用“都保正”这个职位行使过任何权利，反倒是管辖范围内的农民受到了许多优待，毕竟没有几个人敢来惹这么一个武艺高强又在抗战期间立下大功的人物。
但蒋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被迫无奈当上的这么个芝麻绿豆大小的官，在解放后却给他惹来无穷无尽的大麻烦。
解放后，第一件事就是人口清查，防止特务潜伏破坏，蒋文作为gmd的地方官员是重点调查对象，还好蒋文这几年来没有任何劣迹，而且他的经历早就被许多内部人士所熟知，没有人怀疑他会在这个时候还投靠gmd（要想投靠的话，在薛岳用高官厚禄邀请他的时候早就投靠了）。
加上蒋文审时度势，知道已经在解放区全面实行的“土地改革运动”迟早有一天要运动到自己头上，于是将所有的土地全部分给了村民，并将田契当着调查组的面付之一炬，这也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帮助他逃过一劫。
不过他头顶抗战英雄的光环也随之消退，取而代之的是“gmd降官”。
安稳的日子没过多久，第二次调查又来了，这次的调查却和妹妹蒋红英有关。
因为蒋红英在战后下落不明，偏偏cs警校的领导名录中又有她的名字，而且是高参，潜伏下来成为特务的可能性非常大，所以当地政府安排了人员对蒋文进行了严密监视，防止蒋红英偷偷潜逃回老家和哥哥接触。
蒋文自然是听之任之，他内心非常想念自己的妹妹，早就打好了主意，不管妹妹现在情况如何，只要她回来马上带她前往当地政府投降，并且将所有家产全部捐献出去换得自己和妹妹的人生自由。
但可惜的是，妹妹始终没有出现，却等来了一个让他差点家破人亡的人物。
“渡江战役”之后，包括薛岳在内的gmd大部分高官和一些精锐军队都逃向台湾，而没有来得及逃跑的纷纷投降，其中部分接受了改编，摇身一变成为了“人民的军队”。
因为人数太多无法一一甄别，难免有一些品性败坏的人渣混入了军队中，有些善于迎奉拍马的甚至摇身一边成为了领导手下的干将，被安排执行一些重要的任务。
监视蒋文的那些人中，恰好就有这个一个人物。
这个人姓汤，单名一个泉字。
汤泉监视了蒋文一个多月，虽然没有发现任何蒋红英的踪迹，但却露出了贪婪的獠牙，因为他发现平日里穿得破破烂烂只会守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做牛做马的蒋文，居然是一个大财主！
从此，汤泉的心思完全不在监视蒋文身上，而是一心想着如何将蒋文的财产据为己有。
蒋文是何等精明的人物，他也发现了汤泉的图谋，因此说话行事都非常谨慎，没有露出任何破绽，汤泉想找出哪怕一个小把柄也不可得。
但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随着“土地改革运动”来到这个小县城，终于被汤泉抓住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