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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零八章 杀贪不留情,重用“阉党”(1 / 1)

万历四十六年,辽东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后,发兵抚顺,明辽东军饷骤增300万两。时宫内虽有积储,但不肯拨发。

为解决军饷不足,朝廷决定加征饷银,每亩加派3厘5毫,共增加赋银200多万两。此项加征,便是明末逼得百姓揭竿而起的三饷之一“辽饷”。

这样的苛政,作为穿越者的皇帝竟然一直没有废除的旨意,是不是很奇怪?

其实,史书所载不可尽信,朱由校相信的是科学,依据的是数据,不轻易下结论,也不轻易否定或肯定某项政策。

按照当时的物价计算,3厘5毫差不多就是一两斤米。每亩多收一两斤,并达不到让老百姓活不下去的程度。

何况,现在还未到小冰河期灾害的高峰。虽然各地方也有灾患,却不是很严重,也不是大范围性的。这和历史上崇祯时期,是不一样的。

所以,辽饷加派尽管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却不是不能承受的,更不是明末民乱纷起的主要原因。

而且,仔细看朝廷的加税政策,并不是按人头加的,是按土地。每亩增加一点,谁的田产多,谁交的税就多。理论上,应该是地主叫苦连天才对。

崇祯时的杨嗣昌,就表态支持朝廷加税,理由也是如此,“加赋出于土田,土田尽归有力家,百亩增银三四钱,稍抑兼并耳。”

说得很有道理不是,增加赋税还有抑制土地兼并的作用,还可以控制社会的两级分化。

但实际上呢,在收税的过程中,经手的官员,总会想尽办法,把既得利益集团的税收,转嫁到底层百姓身上;甚至借此机会,大发国难财。

这绝不是新鲜事,也不是在辽饷出现后才有的,一个公开的秘密,杨嗣昌能不知道?不过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忽悠崇祯皇帝。

这样一来,朝廷每亩只是加收3厘5毫,老百姓却要缴3分5厘,甚是几十倍,上百倍。

所以,残民苛政的根源不在于加税本身,而在于执行上的偏差,既得得益集团的贪婪无耻。

还有辽饷的发放,从朝廷到前线,各级官员和军中将领,水过地皮湿,层层贪污克扣,到了下层的官兵,就从来没有得到过足额,穷得跟叫花子一样。

毕自严在出督辽饷时,就感触极深,在奏疏中写道:“即令东奴恋栈长伏穴中,不向西遗一矢,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

说得通俗一点,就算建奴不发动攻势,养着那些官员将领,还有叫花子兵,大明帝国也早晚要被拖垮。

而朱由校正是看透了其中的关键,并不贸然取消辽饷,专对贪渎官员下狠手。

文官不是成为集团了嘛,不是把贪渎当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不是官官相护,就欺瞒朕一人嘛?

那朕就重用厂卫,该杀的杀,抄家流放也不含糊,先从军饷贪渎入手,从兵部到地方,打倒一片再说。

然后是更换兵部尚书,再提拔铁面黑脸毕自肃,从督察院到厂卫,双管齐下将打击贪渎从朝堂扩展到地方。

天启二年,朱由校认为是最艰难的,最让他郁闷的。能用的人太少,你打翻一个,接替者依然是一个德行。

但到了天启三年,朱由校就感觉轻松了许多。贪渎和结党的官员干翻了一大批,而新晋的官员越来越多的能为他所用,朝堂势力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

地方上的情况也大有好转,利用杨涟、孙传庭等官员大力实施清屯弃饷,借着徐鸿儒造反,狠辣处置了一批隐冒偷漏的士绅地主,震慑了人心,使风气大有改变。

好转和改变,依然不是皇帝的最终目的。对官场的洗涤,对官员的处置,如同波涛拍岸,并没有停息。

督察院奉圣意设立巡查机制,州府设立专员,这还只是在制度上的加强。依靠厂卫的暗中探悉,则更令官员们感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年年都有官员落马,数量越来越集中到地方,特别是县官这一级。

原因很简单,县官算是大明最基层的政府组织,收赋征税全是经他们的手。而贪渎害民,也是他们最直接地接触到百姓。

一项并不算重的加税,到最后竟变成洪水猛兽,难道不是这些基层官员造成的?而朝廷和皇帝,不过是他们贪渎害民的背锅侠。

对于敢让自己背锅的王八蛋,皇帝展现了贯有的无情和狠辣,也造就出几个酷吏似的督抚,江、浙巡抚魏广微和倪文焕则是最突出的。

魏广微上任时间较长,对地方情况调查了解,又有厂卫侦悉的情报相助,禀承圣意是毫不含糊。

朝廷所定的赋税是多少就是多少,地方敢加一文一毫,就是贪渎,不管你什么借口,什么原因。

先抄家羁押,再按照家产的厚薄确定刑罚。五千以下全家流放,五千以上砍头示众,家眷流放。

这个标准已经是朱由校有所放宽,但真正处置下来,大部分落马的贪渎官员却是人头不保。

刑部尚书薛贞略有些忐忑地将刑部拟判处死的罪犯名单呈上,偷眼看了看翻阅勾决的皇帝,心中安定了不少。

作为新晋不到半年的六部尚书之一,尽管薛贞自忖已对圣心知之甚详,平常也得过皇帝夸奖。但第一次秋后处斩,他还担心皇帝有所不满。

抄家杀头的官员真的是不少,甚至超过去年。主要是厂卫方面把精力集中于此的原因,而在赋税上的乱收滥征,也让朱由校感到震惊和愤怒。

贪官,杀;贪官,杀;杀,杀,杀……

皇帝似乎已经麻木,或是被愤怒所支配,只是扫上一眼案由,便朱笔一抹,一颗脑袋秋后便要落地,一家眷属便要被驱赶押离千里之外。

明末战乱纷起,建奴入关窃取天下,百姓死伤千万、家破人亡,都有这些贪官劣官的一分功劳。杀之,一点也不令人惋惜。

知道历史走向的朱由校,仿佛看到了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仿佛看到了饥民流离、饿馁遍地,仿佛看到了刀光剑影、血流成河……

杀,杀,杀……

杀掉一个国蠹,国家便涨一分元气,百姓便多一分松缓,大明的改革之路便少一个阻碍,多一分顺利。

皇帝终于勾决完名单,凝视着纸上仿佛血色的朱红,眯了下眼睛,吐出一口浊气。

“薛卿——”朱由校示意宫人把名单转递给薛贞,沉声问道:“对于这些贪官的处置,可有非议?大理寺那边可还配合?”

薛贞赶忙躬身答道:“对贪官处以严刑,自太祖始。虽《大明律》并无具体规定,但太祖创设《大诰》此形式,亦是名正言顺。”

“比之太祖,吾皇之用刑,已算宽宏。洪武年间,建昌县知县,接受四百贯钞,凌迟处死;德安县县丞,收受罗、绢、布共十匹,钞八十贯,凌迟处死;莱阳县丞收赃百贯,凌迟处死……”

听着历史上被定为阉党的薛贞在罗列史实,朱由校的脸色逐渐松缓,原来自己这么仁慈,只是砍头,还没凌迟,而贪赃的数量却远超洪武之时。

据说,朱元璋在对待官员贪腐的问题上常常法外用刑,其中的典型就是剥皮揎草。但真正被处此刑的贪官好象并没有,完全是诽谤。

听薛贞为自己辩护完,朱由校微微颌首,说道:“薛卿如数家珍,对律法案例甚是精熟,朕委卿为刑部尚书,亦算得上是慧眼识才了。”

薛贞心中大喜,赶忙躬身谦谢。

朱由校又勉励了两句,才让薛贞告退而出。

虽然没撒开魏大爷的狗绳,但历史上依附魏大爷的所谓阉党,朱由校却是重用了不少。

没办法,人家知情识趣,皇帝指向哪里就冲向哪里,皇帝要打击谁他们就全力以赴,这样的下属谁不喜欢呢?

如果崇祯有朱由校这样的智慧,干掉老魏也无妨,杀掉一批“阉党”中的贪官也无所谓,可别打翻一船人,换上那帮自诩正义、嘴炮误国的文官呀!

朱由校感慨了一会儿,又拿起抄家的清单看了一遍。虽不象干翻李三才等巨贪那么丰厚,但也不无禆益。至少,打赏的钱有了,还能给官员搞点小福利。

万寿节——还是从简吧!

朱由校也想过大办收收礼啥的,可要大办就不是摆几桌喝喝酒那么简单,京师装饰,皇城张灯结彩,好象要亏本的样子哈。

算了,等平辽之后再说吧!那时候,朕就有钱了,有的是钱。

“皇爷,新任陕西巡抚李精白前来陛辞。”王体乾入内禀报。

又是一个“阉党”啊,朱由校垂下眼帘,把抄家清单放下,开口吩咐道:“宣!”

历史上的明末,打击某人,只要适时地贴个某个标签便无往而不利。

魏大爷得势时,把“东林党”的帽子一扣,不说收监入狱,仕途上却是肯定没希望的。

东林党得势时,只要“阉党”的标签往脑门上一贴,朝堂上就没有立足之地。

党争到了莫名其妙的程度,只要之前说过一句政治不正确的话,便会被打倒批臭。

东林党们到了这种追究余恶不遗余地的程度,却无一策可救国,甚至说是误国罪人也不为过。

李精白就是一例,历史上因为曾给魏忠贤建生祠,焚香祝词“尧天巍巍荡,帝德难名”,而被东林党人弹劾,徒三年,输赎为民。

而事实上李精白万历年进士出身,从夏津县令干起,历任山东巡抚、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太子少傅,却是颇有政绩的。

何况,在魏大爷得势的时期,为其修生祠者不计其数,难道都是趋炎附势、品格低劣之辈。

而戚爷爷还给张居正等人送礼行贿呢,不过是想保住自己的官位和兵权,以便为国家和朝廷多干点实事,多做点贡献。

大环境使然,要么洁身自好,去做个闲人或平头百姓,管他国势败落,百姓受苦;要么同流而不合污,尽己所能,做些好事实事。

戚爷爷就是后者,他知道自己的前途就在掌权者的一念之间。如果朝中无人,就不能安心地领兵打仗,甚至会失去领兵之权,又谈什么报国呢?

在畸形的政治生态下,出现这样的事情也是无奈。哪怕你多大的英雄,多大的本事,很多时候,为了实现抱负也不得不做些违心之事。

朱由校既不为此辩护,也不深加追究,只看人的能力。

李精白就任陕西巡抚,左光斗则被任命为河道总督,这是一个新职位,官衔全称是“总督河道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水利设施作为抗击小冰河灾患的重要手段,是必须要修的。可朱由校不懂这个,而能称为水利专家的,还真找不出几个。

左光斗在陕西任上干得不错,整体的水利设施规划已经完成,正在陆续施工,李精白只要萧规曹随便可。

朱由校这才能够放心把左光斗从将来的重灾区陕西调出来,对黄、淮、漕等河进行巡视考察,特别是直隶、河南和山东,更要有总体的水利建设计划。

李精白奉召入殿,跪倒叩头,山呼万岁。

“李卿免礼。”朱由校抬了抬手,“赐座。”

待李精白谢恩后签着身子坐下,朱由校也没废话,开口说道:“李卿初任县令时,能访察百姓疾苦,赦沙地税,立《除豁沙田》碑,百姓感激涕零,朕亦深赞之,亦取卿能爱民之心。”

李精白有些讶异,没想到皇帝起用他,竟是他初任县令时的政绩。

“陕西将是大灾患之始,报纸上已说过,朕不再讲。”朱由校沉声说道:“左光斗已有水利规划,李卿照做便是。只这安抚民众,使朝廷善政得以落实,还需李卿克尽职守,忠心任事。”

要求不高,把左光斗设计的水利设施修好,把朝廷的政策贯彻落实,本着爱民恤民之心好好工作,这就是皇帝的期盼。

李精白躬身答应,但皇帝的交代和吩咐还没完,关于甘陕的布置不仅细致,还更加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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