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程旭东在场,他肯定会说:“很简单,因为你没有我帅!”
当然不是这个原因。我虽然不敢言帅,好歹,眼睛还是比程旭东大一点,程旭东的,大概只有我笑起来时的那么大。
搭讪失败,应该因为衣着。
程旭东的方法并非没有道理,但有前提,你得穿得像个老板。否则,人家以为你是个自豪感泛滥的想泡妞的打工仔。
考虑到内地正处寒冬,3千大洋的西装派不上用场,我里面穿了秋衣,外面是厚夹克。都是多年前从内地带到深圳的货色。这套衣着让我看起来老了起码5岁。别说老板,主管都不像,非要说像谁,那就是人到中年的打工仔。
穿上毛衣会不会好一点?
毛衣在旅行箱里。旅行箱呢?
糟糕,旅行箱不见了!
我花了30秒回忆整个过程:在书店看书,万山红打来电话,从书店出来,跟着风衣女子来到柜台。
这么说,旅行箱应该在书店里,如果现在还没被人拿走的话!
我撒腿就跑,顾不上继续搭讪眼前的女子。
幸亏是在机场大厅,如果是在关外大街,这风一样的奔跑,观者一定以为发生了劫案。
跑着跑着,手机响了。
我放慢步子,摁下接通,说:“别打了,我的箱子不见了!”
传来的是孙建国的声音:“老三,是我!”
我不耐烦地说:“什么事?”
孙建国说:“你的箱子不见了?”
我说:“正在找!什么事等我找到箱子再说好不好?”说完把电话挂了。
气喘吁吁冲进书店,环顾一周,却没看见我的箱子。
店老板,一个胖胖的中年人,猫在柜台后面,一言不发地看着我。
我走过去,说:“看到我的箱子没有?”
他吐出六个字:“颜色,大小,牌子?”
这六个字让我放宽了心,“蓝色,24吋,途乐牌!”
店老板站起来,从身下提起箱子,放到柜台上,说:“是不是这只?”
我说:“就是,就是。”
他说:“你打开看看,看少了什么没有?”
我说:“不用看了,这锁还在呢。”
店老板又坐回柜台后面,像午后慵懒的猫。
我决定感谢他一下。感谢的方式是把“革命时期的爱情”买下来。
就这样,从书店出来的时候,我手里多了一本书。
孙建国又打来电话:“老三,箱子找到没有?”
我说:“找到了,找到了,急出一头汗。”
孙建国说:“我都替你急出一头汗。”
我说:“啥事说吧,等会要上飞机了。”
孙建国很有把握地说:“登机没那么快!你就是忘记了,人家也会用广播叫你的!”
我说:“孙哥,说事吧。”
我心里还惦记那个穿风衣戴墨镜的女子。她的目的地是西安,我的目的地是咸阳,我们去的虽然不是同一个地方,坐的却是同一趟航班,因为西安机场就在咸阳。刚才我没想起来这茬。现在想起来了,就更想搭讪她了。
孙建国说:“我下午碰到万山红,她说你有一个儿子。”
这事几乎都要忘了,他不提还好,一提我火来了。
“孙哥,”我没好气地说,“放假4天,你干嘛非要今天去寄衣服?”
“你让今天寄的呀!”孙建国说。
“寄就寄呗,干嘛非要去邮政所,找一家快递公司行不行?”
“快递公司不保险,经常丢东西,还是邮政所可靠。”
“寄衣服就寄衣服呗,干嘛和万山红在大街上拉家常?”
“瞧你说的,大街上看见了还不兴打个招呼啊。”
“打招呼就打招呼呗,干嘛提儿子的事啊?”
“是万山红提的,关我什么事!”
孙建国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非但如此,还要问我这个受害人的罪:“老三,你干嘛骗万山红你有儿子了?”
我说:“就是一个玩笑,没想到她当真了。”
孙建国说:“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
我说:“你就不能随机应变,把这事敷衍过去?”
孙建国说:“这是原则问题,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能敷衍吗?”
我说:“好了,不说这事了,算我倒霉。”
我都投降了,但孙建国并没就此放过我:“老三,明明是万山红给你儿子买的衣服,你非说是你买给我们家朋朋的,把我感动得一晚上没睡着。有你这么买好的吗?”
我气不打一处来:“你要不要?不要给我拿回来!”
孙建国说:“寄都寄走了,你说拿回来!怎么不早说,早说我就不要了!买给别人的衣服,我们家朋朋穿着算怎么回事?”三号中文网
我这个二姐夫集“得理不饶人”和“得了便宜卖乖”这两种美德于一身,被他占了上风真的只能自认倒霉,绝无任何翻盘可能。
“好了,要登机了,咱们回头再说。”我匆忙把手机挂了,顺势关上。
风衣女子安静地坐在候机厅里,膝盖上摊着一本书。
我看她旁边有空座,就大着胆子过去坐下了。
进入模具行业以来,枯燥、单调、紧张的生活年复一年,我渴望冒险,尤其眼下被万山红“抛弃”之后。
她的墨镜已经摘下,看年轮,应该和叶惠差不多;论长相,算不上大美人,但也拿得出手,这一点,还是和叶惠差不多。
我把箱子和她的并排放在一起,说:“你看,咱俩的箱子一个牌子,一个款式,就是颜色不一样。”
她看看俩箱子,笑笑,没说话。
我说:“我去咸阳。”
她笑笑,还是不说话。
我没趣,只好看自己新买的书。
不得不承认,论搭讪的功夫,我比程旭东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在我断了念想、专心看书的时候,机会不期然来了。
她转过脸,看着我,等我看她的时候,指着远处的洗手间,说:“你能帮我看一下箱子吗?”
我说:“你要信得过,就去吧。”
她把书放在座上,起身去洗手间了。
我瞥了一眼,她的书也是新的,书名叫“活着”,余华写的。这篇我看过,同名电影也看过――张艺谋导演,巩俐主演。在国外获了奖,在国内被禁了。
等她从洗手间回来,我们已经能很自然地闲话了。
她说:“你去咸阳?”
我点点头:“出差!你去西安?”
她说:“旅游!”
我说:“挺有闲情!”
她笑笑:“你看的什么书?”
我把封面亮给她看:“革命时期的爱情。”
她说:“王小波的。”
我说:“你看的什么书?”
她把封面亮给我看:“活着。”
这时候,如果能借书,后面也许能生发出一段故事。因为钱钟书说,男女间,一借书,问题就大了。借了是要还的。一借一还,两次接触的借口。
我和她萍水相逢,借书没可能。但我想,可以换书,彼此交换手中的书。
我说:“我这本革命时期的爱情,你看过没有?”
她说:“没看过。”
我说:“你这本活着,我也没看过。这样好不好,在飞机上,我们把自己的书看完,下飞机的时候,我们换一换。这样,我们花一本书的钱,都能看两本。”
她说:“好是好,我看书比较慢,不知道在飞机上能不能看完?”
我知道,她这是扭捏,从深圳飞西安,要两个多小时,薄薄一本小册子,怎么也都看完了,何况已经看了一部分了。
我说:“从现在开始,你抓紧看。”
她不再说话,认真看起书来。
飞机上,她的座位在我前面几排,我看到,她除了偶尔抬头望望窗外,一直在看书。
下飞机的时候,我们果真换了书。此时,对方姓甚名谁,彼此一无所知。不过不要紧,我在“革命时期的爱情”里夹了张名片。
呵呵,这手法比程旭东的高明吧。
旅行中发生419――OneRorNight――的机会比较大,而且没有任何手尾。眼下渴望冒险的我对此抱有期待。退一步说,即便没有发生419,大家都在深圳,以后还有碰面的机会。
飞机落地后,我把手机打开。陈大军立刻打电话进来:“老刘,下飞机了?”
我还沉浸在换书的快感里,癔症半天,才说:“老陈,你在哪儿?”
他说:“我在出口等你,我们有3个人,2男1女。”
我说:“这么客气干啥,接个机还用3个人?”
他说:“本来我一个来就行了,是你的俩学生,非要来,只好带他们来了。”
陈大军他们很好认,一眼就看出来了。他们说,也一眼就看出我了,“因为刘老师的气质比较出众。”女学生如是说。
女学生叫小谢,和另一个叫小严的男学生是大学同学,两人还是男女朋友。
陈大军说:“走,去酒店。”
我说:“这儿离咸阳有多远?”
陈大军说:“这儿就是咸阳,离入住酒店有20多公里。”
我说:“那不算远呐。”
陈大军说:“是不远,开车半个钟。老刘,饿了吧?”
我说:“有点。”
陈大军说:“是回酒店宵夜,还是在外面宵夜?”
我说:“客随主便!”
陈大军说:“西安可是有名的小吃之都,我带你去夜市,比吃酒店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