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四章伐鲁败卫——来自齐国的威胁
且说郤克接替士会主持了晋国的军政大事，第二年即晋景公九年的春天，为了教训齐侯去年辱晋使及不亲自参加盟会的无礼行为，晋侯会同卫国太子臧率师讨伐齐国，联军到达齐地阳谷，齐顷公害怕，于是与晋景公在缯地会面并缔结了盟约，让公子强到晋国当人质。晋景公见达到了使齐国屈服的目的，于是率师返回，因为晋人已与齐人订了盟，放松了对蔡朝、南郭偃的看管，于是这二人便乘机逃回齐国。有称雄之心的齐顷公面对强大的晋国只能选择屈服，于是转而欺负比他弱小的鲁国，要求鲁宣公向他表示臣服。鲁宣公不愿事齐，但又害怕齐人诉诸武力，只好选择先下手为强，由于齐国已与晋国订立盟约，所以鲁宣公只能派使者到楚国，请求楚国出兵，想要用来讨伐齐国。但楚国这时候也自顾不暇，这年七月甲戌日，一代雄主楚庄王去世，因此处于国丧期的楚国不能出兵。不过鲁国目前暂时还没有被齐国攻伐的危险，反倒是内部一场动乱正在酝酿：执政的公孙归父是东门襄仲的儿子，当年东门襄仲拥立了鲁宣公（前面第四十三章有讲过），因此代父为卿的公孙归父受到鲁宣公的宠信；这时候鲁国的“三桓”（孟氏、叔孙氏、季氏）势力强大，与东门氏明争暗斗，而公室卑弱，执政的公孙归父无论是出于公心，想要张大公室，还是夹杂着私心，想要使东门氏一家独大，都必须除掉三桓。公孙归父觉得凭一家之力干不过三桓，于是与鲁宣公商议后，便前往晋国聘问，想借助晋国的力量除掉三桓。可惜天不遂人愿，这年十月壬戌日，等不到“三桓”被去除的鲁宣公先去见了祖宗，而公孙归父还没回来，趁着这鲁国无主的空当，“三桓”里的季氏决定先发制人。季氏家主季文子在朝堂上对大家说道：“使我们杀掉嫡子而立庶子（宣公），以致失去强大援助的，就是仲啊！”指责襄仲杀嫡立庶，而且东门氏执政期间，南通于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坚事齐、晋，致使鲁国没有强大的外援。臧文仲的儿子，主管行刑的司寇臧宣叔（名许）很生气地说道：“当时不能治他的罪，他的后人有什么罪？如果您一定要除掉东门氏，许就请求除掉他！”于是动乱发生，季氏发动政变，驱逐了东门氏一族，季文子遂执掌了鲁国大政。
东门氏家主公孙归父回来，到达笙地的时候，就听到宣公去世和自己家族被驱逐的消息；他没有马上逃离，而是在郊外平整了一块土地，张开帷幕围上，以象征宣公的停殡之处，然后将要复命的话告诉副手，让副手代为向死去的国君复命。完成复命之后，归父袒出上衣的左袖，以麻束发，在规定的位置上大哭，顿足三次然后退出。完成这些礼仪后，公孙归父才出奔齐国。《春秋》因此记载说：“归父还自晋”，这是说他完成了国君交付的任务并且回国复了命之后才出奔，以表示对他的赞许。东门氏被逐、季文子执政是鲁国历史上一个转折点，自此以后，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掌握了鲁国之政，逐渐凌驾于公室之上，以致一百多年后的鲁悼公时期发展为“三桓胜，鲁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的局面（同时期的晋国则由以知氏为首的“四卿”把持了政权，而齐国则由田氏一手遮天；这种公室卑弱，大夫专权，政出私门的现象是春秋后期很多诸侯国共有的现象，其中尤以晋、齐两国最为典型，并最终分别走上了被瓜分和被取代的不归路，从而在旧秩序崩塌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秩序，开创了以变法革新和灭国兼并为主旋律的战国时代）。
第二年的周历正月，鲁宣公之子黑肱举行即位大典，正式成为国君，史称鲁成公，二月辛酉日，鲁人为宣公举行葬礼。鲁国这边新君继立，而晋国这边，晋景公派瑕嘉（即詹嘉，河曲之战后居于瑕邑以防备秦人，故又称瑕嘉）调解周天子与戎人的冲突。原来二十年前，周大夫甘歜趁着戎人喝酒的时候在邥垂打败了戎人，自此戎人（茅戎）与周室有了冲突，晋国作为霸主，当然要义不容辞地担负起维护中原和平，特别是匡扶周室的职责，于是派使者前往成周斡旋，促使周戎双方达成和解，罢兵言和，詹嘉顺利完成了使命。周卿士单襄公于是前往晋国拜谢调解成功，而周定王的弟弟刘康公认为戎人既讲和，必然放松戒备，准备乘此机会进攻戎人。周内史叔服（就是预言了“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的那个）劝谏道：“背弃盟约而欺骗大国，这样一定会失败。背弃盟约是不祥，欺骗大国是不义，神和人都不会帮助，还要凭什么取得胜利呢？”但是刘康公不听，于是率领军队讨伐茅戎，在三月十九癸未日，在徐吾氏之地与戎人交战，结果不出内史叔服所料，周军被骁勇善战的戎人狂虐，惨败而归。周室军队连放松了戒备的戎人都打不过，可见其战斗力，而实力同样较弱小的鲁国，为了防备齐国的入侵，则进行了一项军赋的改革，叫“作丘甲”。根据古代的井田制度，长、宽各百步的土地称为“田”，九田称为一“井”，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四丘为一甸；按照原先的军赋制度，每甸提供一辆战车、四匹戎马、十二头牛、三名甲士、七十二名步卒，因四丘为甸，所以三名甲士由四丘共同提供，现在所谓的“作丘甲”，就是让每丘必须提供一名甲士，甲士是当时战场上的主要战斗力（相当于西方中世纪的骑士），因此“作丘甲”从宏观上看便大大扩充了鲁国的兵力。
鲁国作丘甲，扩充了兵力，但实力还是不如齐国，更何况不久就听到齐人将要率同楚军前来进攻的消息，于是这年夏天，鲁国派臧孙许（即臧宣叔）前往晋国求援，与晋景公在晋地赤棘缔结了盟约，共同对付齐、楚。秋天，周王的使者来鲁国报告王师战败的消息，因此《春秋》对这次战役依从使者报告的时间，记载为“秋，王师败绩于茅戎”（《公羊传》、《谷梁传》作“茅戎”为“贸戎”，并认为贸戎是地名，而王师是被晋军打败的，史官为了替王者避讳，所以只说“王师败绩”，而不说被谁所败）。鲁国目前最关心的还是来自齐国的威胁，这年冬天，预感到一场战争即将爆发的臧孙许下令整顿军赋、修缮城垣、完成防御设施，说道：“齐国和楚国结成友好，而我国新近与晋国缔结盟约，晋、楚两国争当盟主，齐军一定会借此来攻打我们，而晋人伐齐，楚人也一定会救援，这样我们就要面对齐、楚两个强大的敌人了。知道祸难将要发生而有所防备，祸难才可以解除。”于是鲁国做足了防御措施。
果然，在第二年，即晋景公十一年、齐顷公十年、鲁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的春天，齐顷公率兵攻打鲁国北部边境，包围了龙地。齐顷公的宠臣卢蒲就魁攻打城门，结果被龙人抓住，囚禁在城中。齐顷公害怕卢蒲就魁遭遇不测，对龙人说道：“不要杀他！我和你们盟誓，今后不进入你们的境内！”但是龙人不听，不但杀死了卢蒲就魁，而且把他的尸体肢*解而展示于城上。基友的惨死使齐顷公被彻底激怒，于是这位国君亲自击鼓指挥攻城，士兵们冒着矢石爬上城墙与鲁军激战，用了三天时间，终于攻取了龙地。齐军攻取了龙地后，又接着南侵，到达巢丘。卫国是鲁国的盟国，国君卫穆公派孙良夫（即孙桓子）、石稷、宁相、向禽率兵准备趁齐国出兵而国内空虚之际入侵齐国，结果在半路上遇到了齐军。石稷害怕齐军，打算返回，主帅孙良夫说道：“不行！率领军队讨伐别人，结果看到对方的军队就害怕而回去，将要如何向国君解释呢？如果知道不能打，就不应当出兵，现在既然遇到了，不如打一仗再说。”于是这年四月丙戌日，孙良夫率领的卫军与齐顷公率领的齐军在卫地新筑附近交战，结果卫军大败。卫军战败，孙良夫不愿撤退，又要再战，石稷劝阻道：“军队已经战败，您如果不稍微等待一下援军，恐怕就会全军覆没了。您如果丧失了军队，将如何向国君复命呢？”见大家都没有说话，石稷于是又说道：“您是国家的正卿，如果损失了您，这是国家的耻辱。您率着众人撤退，我留在这里抵御齐军。”同时通告军中，说救援的战车来了很多。齐军听说卫人的援军来到，于是停止进攻，驻扎在卫地鞫居。新筑大夫仲叔于奚援救了孙良夫，孙良夫因此免于被杀或被俘。后来，卫君打算赏赐仲叔于奚以城邑，但于奚拒绝了，他请求使用诸侯三面悬挂乐器的礼仪（称为“曲县”），并用繁缨装饰马匹来朝见（“繁缨”也是诸侯才能使用的马饰），卫君允许了。孔子后来听说这段历史，叹息道：“可惜啊！不如多赐给仲叔于奚以城邑，只有器物和名位这两样东西，不能授予他人（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因为这两样东西是国君掌握的。名位用来赋予威信，威信用来保住器物，器物用来体现礼制，礼制用来施行仁义，仁义用来产生利益，利益用来治理民众，这是治政的关键。如果把器物、名位授予别人，就是把政权交给了别人，政权失去了，国家也就跟着失去，那就无法挽回了。”
孙桓子回到新筑，觉得没面目向国君复命，于是不返回国都，而是直接前往晋国乞师，而鲁国的臧宣叔也前往晋国乞师，这两人知道晋国执政郤献子痛恨齐人，于是都去找郤献子求助。郤克觉得这是讨伐齐人、报一笑之仇的好机会，于是将鲁、卫两国的求援报告国君，请求出兵伐齐。晋景公答应给郤克七百乘兵力，郤克不同意，说道：“这是城濮之战的兵力，当时有先君的英明和先大夫的敏捷，所以取得胜利。克与先大夫比起来，简直连给他们打杂都不配，请求出动八百乘的兵力！”晋景公答应了。于是晋师出动，郤克将中军，士燮佐上军，栾书将下军（赵朔已死），韩厥为司马，以救援鲁、卫。晋国的三军，每军将、佐各有统率的部队，此次出战，三军只出了一半军队，中军佐、上军将、下军佐均未出动。臧孙许迎接晋军，并且担任向导给他们引路，鲁国执政季孙行父（即季文子）也率领军队前来会师，于是联军一路开进，到达了卫地。